国内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再次升温。昨日，央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落幕，会议提出要保持留货适度，适时预调微调，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当天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在官网刊发《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》一文，建议下半年要择机进一步降息降准，虽然随后这一内容被删去，但仍被业内解读为新一轮双降的“预告”。

　　货币稳健适时预调微调

　　昨日结束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指出，下一步，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，适时预调微调，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。而且，还要制定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、调结构、增效益的政策措施。对此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，从央行本次表态来看，我国货币政策将以稳定性和连贯性为主，不会产生较大波动。

　　会议同时指出，由于下半年宏观调控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任务仍然十分繁重，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，也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保持流动性水平合理充裕，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。

　　徐洪才解释称，目前，我国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利率政策、汇率政策、存款准备金等，对这些政策工具进行调整，都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势。以存款准备金为例，在降低存款准备金(即降准)之后，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则会增加，从而可能刺激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。

　　是否降息降准仍有留白

　　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曾在昨日上午发布的文章中指出，下一步，建议“择机进一步实施降息、降准政策”，这也是国家机构在近期内首次建言降息降准，虽然政策研究室随后火速删除了这一内容。业内猜测，此举可能是出于管辖范围受限所致，但依旧可以解读为货币宽松政策的信号释放。而徐洪才也指出，央行会议提出的“适时预调微调”为降准降息等调整留下了一定的可能性。

　　自今年2月29日降息以来，降息政策今年还尚未实施过。“今年降准次数过少，下半年应该再多降两次”，徐洪才坦言，由于现在我国的存款利率几乎为负，因此降息的空间已经很小，就算再降息，一来不会有太大幅度，二来效果也不会太明显，在现在的经济背景下，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降准。

　　据了解，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拟增长13%，但最近三个月的增速都明显低于这一目标，目前仅在11.8%左右。对此，徐洪才提出，尽管央行提出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，不会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，但在相对稳定的同时，也要具有灵活性、针对性、前瞻性，尽快降准可以鼓励银行释放长期信贷资金，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成本，是理性的选择。

　　投资下行去库存压力不减

　　今年以来，我国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。以制造业为例，上半年，制造业投资增速比前5月回落1.3个百分点，比上年同期回落了6.4个百分点。受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，制造业多数行业投资增速普遍回落，在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，21个行业投资增速较前5月有所下降。

　　7月中旬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1416万平方米，比3月末减少2100万平方米，实现今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库存减少。上半年消化的库存主要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，三四线城市压力仍大。

　　对于下一步的政策方向，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在撰文中建议因城施策加大调控力度。鼓励商品房库存较大的城市进一步加大去库存力度，可采取先租后售、与政府共有产权等方式促进居民购房。对于一二线等住房供应紧张的城市，文章提出要采取扩大新增供地、盘活存量土地等方式扩大土地供给，防范土地价格快速上涨。在业内看来，此举也是国家发改委喊话部分地方调控政策进一步宽松，同时要逐步实现“一城一策”的表现。

　　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称，本轮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爆发式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宽松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居民按揭贷款新增2.36万亿元，同比多增1.25万亿元。“由此可见，本轮市场爆发的主要导火线与主因都是信贷的释放量，虽然整体新增加贷款降速，但居民长期贷款依然保持高位，甚至还刷新了纪录。”张大伟直言，根据历史经验判断，我国房地产交易价格爆发、上涨基本都与信贷过量有密切关系。

　　财政政策助力企业降成本

　　“要为企业减轻负担，不能光靠货币政策，财政政策也要来帮忙”，徐洪才表示，目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，市场本身的投资增长动力日趋疲弱，我国投资下行压力不容忽视，因此在“双降”之外，降低企业税费等财政政策也不能落下。事实上，我国也正是一直在财政方面不断加大为企业降成本的力度。

　　“相比于改革前，今年我们为企业和个人减轻负担5000多亿元”，今年3月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今年我国已适度扩大财政赤字，主要用于减税降费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撰文建议，我国应进一步清查和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附加费，此外，还要督促前期各项税费补贴政策落实到位。在培育新动能方面，对于企业购置纳入首台(套)推广目录的设备，也将给予按投资额10%抵免所得税的政策。

　　不过，徐洪才也指出，我国在为企业减轻负担方面仍面临着一些难题，比如在营改增全面推开后，部分企业自身管理跟不上，无法及时跟上营改增的脚步；此外，部分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办证的时间成本，但对金钱成本的降低力度还不够，导致部分企业获得感不强，而个别政府部门由于自身利益，也可能阻碍企业减税政策的推进。

来源：北京商报